但在德国法上，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信息自决权和隐私权未有严格界分。

正当防卫说的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既然事实上无法将警察行为与国家行为区分开来，当警察行为在刑法中构成正当防卫并因此致使相对人负有容忍义务时，实际上就只能肯定实施行为的警察同时在行政法上享有了相应的职权。首先，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初衷在于限制刑事处罚的范围。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并没有表明，这些规定中的法律不包括《刑法》。尤其是，正当化事由与刑事不法排除事由的范围本身也并不明确。因此，刑法中的正当防卫难以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不应被视为对国家行为的授权规范，也就无法使警察行为合法化。诚然，并不是任何在其他部门法中具有违法性的行为都必然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只是因为这些行为不符合刑法中的构成要件，或者由于特殊原因应当否定其刑罚后果而已。我国论者指出，公民的正当防卫不以补充性(不得已)为要件，而警察为制止违法犯罪实施的杀伤行为，应以补充性(不得已)为要件。

[12]而根据立场贯彻程度的不同，职务行为说又可以被区分为严格的职务行为说和缓和的职务行为说。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德菲利皮斯（Defilippis）认为，我们正从一个主要由传统人类关系来定义的社会，很大程度上走向以信息关系（informationships）为预设的社会，这种信息关系的形成条件是个人信息在获取、交换上的共享。

各种社交网站、开放论坛已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阵地。（2）删除第811条第2款关于本法所称隐私是具有私密性的私人空间、私人活动和私人信息等的规定，避免对隐私概念作错误界定。同时，许多社交网站用户发送个人信息似乎并不关心控制权的丧失，只是在个人信息被获取、利用或披露于社交网站之外时会有愤慨反应。《隐私权》一文的持续影响即是隐私概念无时代限制的明证。

例如，办理身份证须采集指纹信息，信息主体按手印即表明其对指纹采集知情。且隐私信息在经过去身份化后可以进行二次和多次利用，删除信息将不利于社会利益，为数据经济所不容。

知情同意规则不仅未真正保护个人的隐私利益，反而可能会阻碍当前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性和交互性的社会。可间接识别信息一旦与其他信息结合获得直接识别的能力，又将落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除非获得授权，商业利用又丧失合法性基础。由于当时的数据经济并不发达，人们对数据分析的意义缺乏清晰的认识，所以，以信息控制理论为基础的知情同意规则亦在初期被绝对化。

但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在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现实中，隐私信息具有社会属性，普遍免费反映了互联网的现状。此种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在我国法上蔚为主流。其认为：在构造信息时隐私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方式：要么作为隐私，要么已经公开。]所以，沃伦、布兰代斯也好，普罗瑟也罢，早期的隐私概念均具有宽泛性。

事实上，信息社会下的所谓个人信息虽然有不同于传统隐私的形态，但其本质上仍在传统隐私的概念涵摄下，其与传统隐私之间仍然存在概念上的时代传承。可见，在网络社交平台和公共论坛上，信息控制理论与知情同意规则的功能失灵体现得更为明显，个人信息并不因此丧失隐私期待。

既然是合同行为，就无所谓知情同意，因为发生交易是双方欲求的法律效果，共享信息则是履行合同的必要前提。在我国，包含《网络安全法》在内的现行法规定，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须经被收集人同意，这暗含了法律认可个人信息由个人支配或控制的理论。

桑迪恩由此认为，秘密范式的发展如同隐私法本身一样，似乎只是偶然事件的产物，而非对预期的隐私保护范围合理的原理性讨论。沃伦和布兰代斯所提出的隐私权，恰恰是对工业化、大都市发展以及工作和社会团体去人格化的回应。此种将隐私权当作相对权的立场，即为隐私权公开的相对标准的同类表述。事实上，上述权利的行使应限于可直接识别信息的范围。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中，任何行为都可以在缺乏使用者意识和允许的情况下被追溯。二是作为隐私的个人信息，包括人格标识、行为轨迹在内的一切个人信息均可能存在主体的隐私期待。

例如，在搜索引擎设置中提供cookies的关闭选项，在生活应用软件中设置禁止提供位置信息的按钮，赋予用户在使用支付软件时删除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的权利，这更能促进隐私信息的合理使用。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第377条亦规定：自然人在公共场所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

对此，一般人格权说反倒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单纯否认信息控制理论和知情同意规则，但其不反思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个人信息也只能被归于混沌的一般人格权。其次，隐私信息不仅具有人格价值，同时也包含经济和社会利益，保护隐私信息必须兼顾信息从业者和政府对隐私信息的利用需求。

如同人体器官具有价值却不能买卖一样，可直接识别的敏感信息也不具有财产化的正当性。第三方理论同样主张，个人信息在主体自愿移交给第三方时即已丧失合法的隐私期待，从而不再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又如，在密歇根州Duran v. Detroit News, Inc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的行为已导致其暴露于公众视线，故被告行为不构成侵权。被遗忘权又称为遗忘权、删除权、擦除权等，是指数据主体要求删除相关个人信息的请求权，最初源自法国刑法上罪犯享有的刑满释放后反对公开其罪行及监禁情况的权利。一方面，由于信息搜集具有强制性，人们通常丧失了对信息的控制力与同意权。这些个人信息有时也会被他人通过一定途径知晓和利用。

戈尔迪（Goldie）因而感慨：精准定义隐私毫无可能。徐明博士认为：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不再被纯粹地当做一种秘密，而是一种处于秘密与完全公开之间的中间状态，在此意义上来说，隐私权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而是一种相对的权利，是一种信息管理的规则。

（一）隐私概念的时代传承 隐私第一次成为法律概念或权利始于沃伦和布兰代斯发表于1890年的论文《隐私权》。第一，基于生活事实的隐私共享，即信息关系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基于生活交往、社会互动发生隐私共享。

但在信息社会，信息共享成为常态，隐私信息因而溢出传统领域，进入到非本地社区的陌生人关系中。该观点以信息控制理论、知情同意规则为基础，构建起独立的个人信息权理论（以下简称独立权说）。

但要求他人删除信息也面临问题：就生产者/销售者而言，客户名单极具商业意义，强令其删除有损其利益。关于信息控制理论与现代生活的矛盾，从王卫宁诉云南省电信公司昆明分公司隐私权纠纷案的判决中可见一斑：上诉人（王卫宁）作为主叫方对其所使用的个人电话号码享有保密权，并有权拒绝告知索取号码的他人。例如，电话号码虽已为不特定多数人所知悉，但倒卖电话号码违背了信息主体的隐私期待。个人可依据自主决定的价值与尊严，自行决定何时及于何种范围内公开其个人的生活事实。

其后果即为，一方面，传统隐私权说为缓和与现实的张力，不得不承认隐私的有限沟通，即认为个人可以自由地与其认为值得信赖之人分享秘密，并相信其私下所透露的信息不会被公开。在进行隐私判断时，法院也更多地关注于信息是否被披露，以至于忽视了信息披露的语境和目的。

法院因此认为，与同事面对面公开的信息不同，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已公开的信息却属于隐私。就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而言，还涉及人格标识的同一性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既否认信息社会下信息控制理论和知情同意规则之可能性，又认为个人信息不同于隐私，应将其归入一般人格权的范围。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涉及个人数据保护的方方面面，但主线仍强化数据主体对于数据的控制权。